MM闲谈“懒人”

到这个话题，大家自然就是会想到好逸恶劳、好吃懒做，或者其它一些诸如八旗子弟般的公子哥儿，整日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其实我今天要说的自然不能把他们全算在里面的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爸妈一声令下，便是如疾风般将命令如数保质完成。后来进了学校，老师便成了金口玉言，基本上能办到的都会尽力而为之，算得上是勤快的人吧！

时间渐渐流逝。小时候的勤快、乖巧、重行动的特点也随时间而慢慢的流失掉了。家长所言，老师所指也便成了一句空话，或者不可行的废话。同事之间也是嘻嘻哈哈，脸面上很是过得去。

说到这些好像与懒并无多大关联，其实不然。关系大了！而且是必然之联系。朱子曰：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。长大了也就没有多少真诚的影子了。姑且曰影吧，因为真诚是与生俱来的嘛，如影随形。君不见成人之间极少有批评或者所言切中要害之语，而一般都是以相互溢美之词收场，难得有真言。于个人而言，如此情形从古至今，如此这般的“懒人”例子倒是不胜枚举。有的是慑于皇权而不敢言，所以有伴君如伴虎之说；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做人原则。这种“懒人”是可以原谅的，人是不能重生的。屈原便要劝君勤政，结果却是自己成了总是被伤害的对象，而做离骚体诗，以泄心中不满，发出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感叹，遗憾收场。

有的人也是碍于情面，或者其它既得利益而不敢言，或不愿言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大臣们，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。怎能戳穿骗子的伎俩呢？只能是随声附和，遛须拍马，以求得封妻荫子，鸡犬升天。中国也有这样类似的例子，董仲舒所言“君不恶名，臣不名善，善皆归于君，恶皆归于臣”，其言完全就是有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的味道。臣子不容有半点质疑。“八娼九儒十丐”文人的清高气质早已被阉割得没有底气，那么勤的气韵也说只能是闲看秋水，宠辱不惊，或者既于东篱之下，悠然赏菊。他们的“懒”可以被理解甚至萌生几分敬意。其余的关于性情中人的懒也是有其历史的或者客观原因，如赵高的指鹿为马，有人指出非马，而后皆被迫害。所以沉默的大多数保住了性命，苟且活在人间。

历史往往都是由懒人来主宰的，前面讲了不懒而言其过错者非死皆伤。故勤快者只能是被推入历史的故纸堆中随风而去，不得留一丝痕迹。只有近现代出现过一批勤快的谦谦君子，如胡适、老舍、鲁迅、陈独秀等。胡适先生的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的实验主义思想在今天自然是被“科学是第一生产力”所代替。制度性不能代表其优越性。老舍、陈独秀、鲁迅等也是一批说真话、做真事的人杰，但勤的后果往往是不怎么好的。犯了讳，或者路线问题的就会有不良后果。距我们更近的史实是反右斗争，所反的右派知识分子达几十上百万之多，作家王蒙一直从58年到79年都戴着右派的帽子，直到改革开放后，才平反。诸如些类的勤快之人，被大鸣大放之言所蛊惑，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为祖国的建设献言献策。运动之中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，秋后算帐，一锅端。季羡林老先生也在其《牛棚杂忆》中也明确说了很多关于运动之中人们如何高呼口号，表面上信誓旦旦，而内心之中互相猜疑，或者顺水推舟、见风使舵、两面三刀。有的人则是沉默不语，明哲保身，能躲则躲，能避则是避，尽量离运动远一点。文革是个特例，不言者也被残酷揪斗，很多高级干部更是被作为牛鬼蛇神、游街串巷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过着“士可杀亦可辱”的悲惨生活。“懒人”的状况也就没办法躲避这革命的滚滚浪潮。在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”的革命年代。“懒人”是值得同情的、尊敬的，他们虽然都成了牛鬼蛇神，但他们是国家的脊梁。

    当今社会也是“懒人”的世界。所谓的专家、学者、教授都是在“懒”的氛围中生存、繁衍，都是在光辉的照耀下，冉冉升起，奔向明媚的艳阳天。从古至今，“懒人”当道，唯有儿童会不折不扣地履行誓约。所以凡是最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都是“懒人”，无非就是喜欢一些考证历史或者议论历史之人。古语云“人之忧始于文”，但毕竟认识了几个斗大的字就有写出斗大字的权利。我不喜欢“懒人”但我还是只能做个“懒人”，愿君以我为鉴！做个勤快之人吧！